▲近年来，在各种世界高校排名中，前40名的行列中都很难发现德国大学的名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德国现行高等教育体系的问题。（资料图/图）

德国的大学是曾经辉煌过的。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初，德国是法国、英国、日本等诸多强国建设现代大学的榜样。各国教育家纷纷来德国取经、求学、寻求人才，德语曾经在科学研究和论文发表上占有重要地位。由普鲁士教育改革家威廉·冯·洪堡（1767-1835）推行的教研合一理念，是美国当今名校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克拉克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建校之本。

然后呢？

二战之前，纳粹政府对犹太科学家的迫害，造成了人才的毁灭性流失，从战后到今天，德国经济虽然重新腾飞，可大学却再难重造辉煌。高等教育的全球性竞争和对人才的争夺，更是将德国大学裹挟到了不得不大规模改革的地步。

19世纪初，欧洲大学被两种模式所影响：一是拿破仑统治下的中央集权模式，即设立高等专科学校，由国家控制的中央机构制定课表和考试规章，监督课程的政治和宗教倾向，并监控学生和老师的个人行为，制定近乎军事化的行为规章。另外一个是和法国模式反向而行的洪堡模式。1806年，普鲁士在第四次反法同盟战中败于拿破仑，国内改革呼声愈高。1809年，洪堡被任命为普鲁士文化和教育司司长，进行教育改革，同时在柏林建立新大学。洪堡说服了本倾向于中央集权模式的普鲁士国王，创建了一种新的大学模式。

洪堡的教育改革秉承“教研合一”的宗旨，大学不再只是传授既定知识和技能的机构，而以培养学生的独立科研精神和授予学生科学方法为己任。洪堡主张降低国家对大学的干预，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在洪堡模式下，除了医学外，所有的专业不设必修课，也不监督出勤率和每学期的考试结果。学生的学习成果和能力只在毕业时进行考核。学生按自己的兴趣设计课表，自由选择课程和教授。洪堡的教育主张在季羡林先生的笔下可以得到印证：“德国大学是绝对自由的。只要中学毕业，就可以愿意入哪个大学，就入哪个，不懂什么叫入学考试。入学以后，愿意入哪个系，就入哪个；愿意改系，随时可改；愿意选多少课，选什么课，悉听尊便；学文科的可以选医学、神学的课；也可以只选一门课，或者选十门、八门。上课时，愿意上就上，不愿意上就走；迟到早退，完全自由。”（《留德十年》）

不过这种大学体制全凭学生自觉。如果学生的学习动力不够强大的话，很容易拖个几年毕不了业。很多人五年的课程需要七八年才读完，十几年读完一个硕士文凭，也是有的。而德国又以公立大学为主，经费由纳税人负担。大学不收学费（中间虽然曾经历过收费改革，但之后又被各州一一废除），每学期只收些注册费。很多不好找工作的学生，也会延迟毕业，以学生的身份降低生活成本。这样一来，国家的投入巨大，可毕业的学生人数却少，新的纳税人数量也随之减少，大学成了国家财政的巨大负担。另外，德国传统学制和国际上通用的学士、硕士制不接轨。传统学制内，没有学士学位。已经在自己国家拿到学士学位的外国学生来德国留学，除了能减免上一两门课外，基本上要从头读起。所以，在传统学制内，三十岁出头才在德国大学毕业的外国学生不在少数。这样冗长的学制，自然让不少留学生望而却步。

1999年，20个欧洲国家的教育部长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启动了统一欧洲高等教育体系的进程，这也为德国大学体制引入国际通行的学士硕士制度奠定了基础。在德国，高等教育由各个联邦州自主管辖。所以，每个州的改革进程并不统一。即使是在同一州的不同大学或同一大学的不同专业，改革进程也不一样。和传统学制相比，新的学制遵守严格的教学规划，选课时需符合教学大纲的规定，每学期每门课的成绩录入电脑系统，并汇入毕业总成绩中。对学生进行严格考勤检查，旷课太多的会被退学。毕业时间也有了严格的限制，学士为三年，硕士两年，但通常也可以延长一个学期或一年，实习时间也被相应缩短。新的学制，更像是一架精密的机器，将学生用模子铸型，打磨后出产。

引入新学制后，德国大学毕业生的年龄明显年轻化，而学士学位的设置，可以使很大一批学生在本科毕业后就可以工作，缓解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学士、硕士制在德国的引入，也大大方便了国际学生的流动。现在的留学生，二十四五岁就硕士毕业了，留在德国找工作的，又能给德国纳税，所以，从国家利益角度看，新学制绝对经济实用。

新学制虽然经济实用，却并不为很多高校教师喜欢。图宾根大学地球物理系的阿佩尔教授在采访中表示，新学制下的大学更像高中，学生的创造性和自我组织能力都在变弱。相比起传统学制教育下的学生，现在的学生更依赖于老师提前告知，什么资料在哪里可以怎样找到，而不是自己去解决这些基本问题。

和学制改革相比，德国大学的人事改革要困难得多。德国大学的人事制度以教席制为主，即一个终身教授掌管并领导一个教席，支撑起一个研究方向。教授底下招几个研究人员为该教席服务，研究人员无论是博士在读还是博士后，统称为wissenschaftliche Mitarbeiter，可以理解为助教。助教是工作位置，不是职称，并且绝大部分的工作合同是限期的。助教在为教席服务的同时，还要挤出时间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或博士后期间的论文发表。拿到博士学位的如果想评教授，在传统体制内还要进行一个“教授资格训练”(Habilitation)，即在接下来的五六年中再完成一本学术专著并累计规定量的授课经验。完成教授资格训练的，才有资格被任命为教授。为了防止学术上的近亲繁殖，做完教授资格训练的人不能申请本校的大学教授位置，只能去别的学校。如果没有教授位置空缺，就能只获得“编外讲师”的头衔，可以在大学授课，但只能拿微薄的授课费。虽然教授资格训练在理工科已不被看作是成为教授的必经途径，但在人文学科，教授资格训练还是很重要的。

教席制和编外讲师制度在洪堡时代有很大先进性。教席制赋予了教授独立研究的权力，免受国家干涉，而编外讲师为教授职位提供后备人才资源，并通过自己的研究和学问补充大学里的现有课程并开拓学生的眼界。然而发展到今天，却也导致诸多弊端。

其一是教授的行政事务太重，他们不但是科研人员，还是管理人员。根据德国研究信息与质量保障研究院2011年的统计，德国教授只有20%多一点的时间用在科研和讲座上，40%的时间用于授课、考试和管理学生，剩下的时间则用在写评估，申请第三方项目资金和事务性管理上。

其二是人员招募不透明。在大学，一些已经登出的招聘位置已内定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招聘内容由教授拟定，很多招聘广告其实为内部人量身定做的。

其三是给年轻科研人员的机会太少。助教说白了就是给教授打工，拿着工资为教授的研究服务，独立深入自己的研究方向的机会和时间有限。

在德国传统的科研职场路上，从拿到博士到升为教授，没有一条清晰的上升轨道。德国的体制被戏称为“所有或没有”，也就是要不成为教授，要不什么也不是。在德国，被聘为终身教授的平均年龄为41.4岁。如果拿不到终身教授的位子，就只能在各种助教合同间奔波，或在大学或科研机构做行政工作。这样的体制，自然限制了人才的流通。在海外名校拿到博士学位的德国人不愿意回来。做完博士、博士后的外籍科研人员想在德国成为教授的机会也很渺茫。

直到今天，德国高校教授的国际化还是很弱。2017年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德国2015年共有3098名外籍教授，只占所有教授的6.7%。而在外籍教授中，奥地利籍的占了19%，瑞士10%，也就是说，来自德语区的外籍教授占有明显优势。此外，在这3098个外籍教授的统计中，并没有职位细分，可以想象，这里面包括了很多短期的客座或访问教授，真正的终身制外籍教授应该更少。

高校人事制度的弊病迫使德国做了一些改革的尝试。其措施一就是于2001年设立了“青年教授”这一职位，目标是让年轻的科研人员可以更早地开始独立研究。成为青年教授，博士毕业就可以申请，跳过了“教授资格训练”这项多余的步骤。青年教授的职位首签三年，三年后通过评估，可以续签三年。这三年过后，如果通过评估，可以申请成为该校的终身教授。可是据2015年的统计，只有15%的青年教授在任期结束后能够继续留在任教大学担任终身教授。所以，“青年教授”对改善年轻科研人员的升职前景只是杯水车薪。

近年来，“非升即走”的tenure track体制逐渐在德国成为一个话题。有趣的是，“非升即走”的引入在中国意味着风险、竞争和压力，大学不再是编制内的铁饭碗。在德国，“非升即走”的意义却更多的在于“升”上，因为科研人员终于有了一条清晰的上升渠道。“只要中规中矩地完成每一阶段的科研任务，上升一般是没有问题的”，图宾根大学的阿佩尔教授说。然而,“非升即走”在德国实行起来阻力重重。德国《时代周报》分析其中有以下几种原因：一是大学没有经费支持计划外的教授职位；二是德国校长权力巨大，是不是引入tenure track，取决于大学管理层所执理念；三是各州法律不支持。大学在德国首先属于各州的管辖事务。在有些州，一旦终身教授的职位空缺，法律规定要向全社会招聘，已进入tenure track体系的助理教授或副教授还是要和其他所有申请人竞争。所以，tenure track 在德国还并不普及。

▲柏林洪堡大学门口的威廉·冯·洪堡像。（资料图/图）

知乎上有个2014年发的帖子“为什么世界大学排名前50大学中没有德国的大学？”到今天，帖子已被浏览了45万余次。虽然这个问题并不成立，因为在2014年QS世界大学排名里就有位于第49位的海德堡大学，ARWU世界大学排名里也有和海德堡大学并列第49位的慕尼黑大学。不过知乎上的问题却反映了一个普遍的设想：像德国这么一个工业强国，总该有几所像哈佛耶鲁一样赫赫有名、如雷贯耳的世界名校吧！

德国大学实行的是大众教育。大学以公立为主，绝大部分的大学经费由各联邦州拨款。私立大学主要设立在经济、法律、艺术等专业领域，除了几所在自己领域有所建树的私立学校，如汉堡的博锐思法学院和以培养工商管理人才和创业者著名的奥托贝森管理研究院外，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相比几乎没有什么竞争力。

精英大学这一概念在公众中普及是相当晚近的事儿。学生择校，更多地取决于该校的专业设置，该校所在城市或地区的吸引力，或干脆选择离家近的大学就近入学。上大学对高中毕业生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权利。如果因为高中毕业成绩不高而拿不到心仪专业的位置，可以排在一个候选名单里，等上几个学期再入学。高校录取时，综合考察高中毕业成绩和等候时间发通知书。如果实在拿不到位置，学生还可以动用法律手段，起诉大学。

公立大学想要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中搏出位，不得不靠国家的统一筹划。在这点上，德国和中国一样，走的是国家扶植的道路，就是选拔精英大学，由联邦政府拨款重点培养，以此提高德国在国际科研领域的地位。2005年和2012年，德国先后两次评选精英大学。为了刺激大学间的竞争，精英大学非终身制，2005-2012为第一届，选出9所，2012-2017为第二届，在第一届的基础上，选出了11所。2017年，精英大学的评比再次改革，评比中更侧重候选大学的科研实力，即鼓励大学建设精英集群（诸多科学家对一主题进行跨学科研究的集合），只有拥有两个精英集群的大学才有资格参加精英大学的评比，很类似于国内的“双一流”。阿佩尔教授表示，来自联邦方面的财政支持自然是好的，但教学质量的改进方面还是乏善可陈。德国的精英大学并不能同名校如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竞争，在生源上，更不能同美国的精英大学相提并论。

两百多年前，普鲁士人洪堡想创建一个自由体系，任由学生和教授发挥自己的个人能力。两百多年后，洪堡创建的德国模式辉煌不再，原来深受洪堡模式影响的欧洲国家，如荷兰，也逐渐从欧洲大陆体系转向英美体系。在德国本土，这艘理想主义的大船也不得不改变航道。从传统学制转变为学士硕士制，除了国际化因素的考虑外，也可以说是实用主义占了上风。随着学士制的引入，德国大学的第一任务也由原来的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转变为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从业人员。当今德国，越来越多的德国家长希望小孩去上大学，而非接受职业培训或上应用技术大学。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2004年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的毕业生中，只有28%的毕业生有研究性大学的入学资格。2014年，有研究性大学入学资格的高中毕业生比例上升到了41%。选择读大学的高中毕业生越来越多，可并不是每个人都要或者适合搞科研，于是催生了学士学位的引入和大学里就业指导中心的建立。

德国大学改革的另一外界压力在于各国在全球范围内对人才的争夺。德国本非移民国家。原来的德国，本国大学生自产自销，并不需要在国际市场上争夺人才。即使是在德国完成大学学业的外国学生，毕业后也要离开德国。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这样的机构甚至还会资助第三世界国家毕业生的回程机票，鼓励毕业生回去建设自己的祖国。原来的德国大学，似乎还肩负着帮助第三世界国家，顺便传播德国国家软实力的任务。

但近十几年来，德国逐渐面临人才短缺的困境，特别是在工业技术、信息技术和医疗领域，不得不在国际市场上和其他国家争夺人才。改革大学、吸引国际学生和科研人员到德国求学就业，无非是在人才的源头上打好基础。和邻国荷兰相比，德国大学的国际化还相差甚远。

在洪堡模式中，大学自身有很大权力和自主性，而精英大学的设立，是联邦对大学的直接强势扶植，也是对大学排名榜的直接回应。世界大学排名榜就像一个多棱镜，折射出了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商业化、全球化，以及像德国这样要在高等教育竞争上的国家的雄心。

有趣的是，在德国向国际人才市场逐步开放的时候，英美两国却在缩紧人才政策。在美国，特朗普要缩减科研经费。在英国，特蕾莎·梅领导的保守派政府为外国毕业生留英工作设置重重困难，英国已经短视到只想赚取留学生学费的程度。其实，德国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利用自己良好的社会福利制度和医保体系，直接吸收经过英美精英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无需耕种，直接摘取果实。在2015年统计的3098个外籍教授中，已有9%的人是美国国籍。大学改革，人才之争，百年之后又会是什么情形呢？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特别提示

费森尤斯应用科技大学 定于2018年4月底在国内举办选拔考试，招考对象为中国高中学生，高考成绩可以在高考之后出示。请感兴趣者提前报名 http://www.glf.org.cn/Feedback_1013.html